萬字綜述 |免疫療法的后起之秀：腫瘤浸潤性B細胞

迄今為止，盡管免疫治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T細胞上，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腫瘤浸潤性B細胞和漿細胞（統稱為腫瘤浸潤性B淋巴細胞（TIL-Bs））在腫瘤抑制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協同作用。在許多癌癥中，TIL-Bs在標準治療和免疫檢查點抑制的背景下都顯示出強大的預測和預后意義，利用其獨特的免疫特性為新的治療方向提供了前景。

雖然該領域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最新研究發現：TIL-B可以通過其獨特的抗原呈遞方式促進T細胞的抗腫瘤免疫。它們在聚集和維持涉及T細胞、髓樣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的免疫“熱”腫瘤微環境中發揮重要作用，并且它們具有通過緩解自我耐受機制的潛力。本文我們將探討與其他免疫細胞亞群協同增強TIL-B反應最有前景的方法，以擴大癌癥免疫治療的范圍和效力，延長其持久性。

介紹

(資料圖)

盡管在免疫檢查點抑制和過繼性T細胞治療的時代，T細胞在抗腫瘤免疫中的關鍵作用已變得無可爭議，但這些研究同樣揭示了T細胞反應的許多局限性和脆弱性，促使我們迫切需要了解和利用正交免疫機制。

大量新研究表明，腫瘤浸潤性B細胞和漿細胞（PC）（統稱為腫瘤浸潤性B淋巴細胞（TIL-Bs））是抗腫瘤反應中強有力的多方面參與者。TIL-Bs本身很少被發現，而是與T細胞、髓樣細胞和其他免疫細胞密切相關，在免疫性最強的“熱”腫瘤中，通常大大超過健康非淋巴組織中B系細胞的水平（圖1；見補充表1）。

事實上，功能耗盡或功能失調的CD8+和CD4+TILs經常表達B細胞招募的C–X–C基序趨化因子配體13（CXCL13），這表明，在面對腫瘤的持久性時，它們被編程為尋求B細胞幫助。這種相互作用最終可形成三級淋巴結構（TLSs），即在腫瘤基質中新生的淋巴結樣結構，并積極參與啟動和維持適應性免疫反應。

與T細胞類似，在大多數癌癥中，TIL-Bs與陽性預后值相關（圖1；見補充表2）。此外，它們可以強烈增強CD4+和CD8+TILs的預后影響，這種效應在含有TLSs4的腫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不僅如此，TIL-Bs還包含多種表型，包括效應B細胞和調節性B細胞（Breg細胞）亞群。

圖1 健康和惡性腫瘤中的B細胞

表1TIL-Bs識別的|抗原

TIL-Bs表現出抗原識別的特征，包括體細胞高突變、類開關重組、克隆擴增和分化為產生IgG或IgA的PC。盡管腫瘤反應性CD4+和CD8+TIL通常識別突變蛋白質（新抗原），但迄今為止確定的TIL-Bs的靶抗原主要是自身蛋白，表明腫瘤可以破壞B細胞的耐受性。事實上，B細胞和T細胞使用的正交耐受機制在癌癥治療中提出了引人入勝的免疫學問題和令人信服的治療方向。除了互補性之外，TIL-B 還具有很多的效應機制，使它們不僅能夠增強適應性免疫反應，還能夠增強涉及補體、骨髓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的先天機制。

雖然B細胞和PC在癌癥免疫治療領域的研究很少，但它們在自身免疫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利用它們多管齊下的效應機制來介導有效、持久且通常不可阻擋的靶組織破壞，有時具有顯著的選擇性。下文總結了我們目前對人類癌癥中TIL-Bs的理解，并強調了需要迫切關注的知識缺口。在了解了TIL-Bs在癌癥免疫的主要方面的作用后，探討了與其他免疫細胞亞群協同增強TIL-B反應最有前景的方法，以擴大癌癥免疫治療的范圍、效力和持久性，使新一代的癌癥免疫療法成為可能。

1 B細胞的發育與耐受性

B細胞在骨髓中產生并成熟，在那里它們經歷V（D）J重組，導致IgM同型B細胞受體（BCRs）的細胞表面表達（圖2a）。高達75%的未成熟B細胞具有自我反應性，并經歷克隆缺失或受體編輯，其中產生第二個免疫球蛋白輕鏈，提供第二次降低自我反應性的機會（圖2b）。盡管如此，仍有相當大比例的自反應性B細胞進入外周，約占健康個體中成熟的幼稚循環B細胞的20%左右。這種自身反應性B細胞庫被認為是避免B細胞庫中出現巨大“缺口”的關鍵，否則這些缺口可能成為表達類似于宿主蛋白抗原的病原體的避風港。

事實上，自我反應性B細胞可以通過克隆贖回過程參與對感染因子的反應（圖2b）。外周血B細胞耐受性由多種機制維持，主要機制是CD4+調節性T細胞（Treg）的抑制作用與CD4+濾泡輔助性T細胞（TFH細胞）和其他T細胞亞群的刺激作用相平衡。

Treg細胞的減少或TFH細胞的增加足以產生自身反應性B細胞。因此，盡管B細胞和T細胞都受到中樞和外周耐受性的影響，但其確切機制和潛在的抗原庫是不同的，從而產生了互補的、相互依存的自我定義，這對抗腫瘤免疫具有重要意義。正如后面所討論的，有許多 TIL-B 識別自身抗原的例子（表 1；見補充表 3）。這表明許多 TIL-B 反應確實涉及外周耐受機制的破壞（圖 2b），如在其他炎癥環境，例如急性和慢性感染。

圖2 | B細胞分化和耐受性

2 TIL-B表型的新興范圍

高維流式細胞術和單細胞RNA測序（scRNA-seq）的出現使我們對B細胞成熟的理解從9個典型階段（圖2a）和7個核心標記提升到了大量整合發育、功能和克隆信息的分子表型。有證據表明，健康人體血液中至少有 10 個 B 細胞亞群，淋巴組織中有 12-13 個，外周器官中有 14 個。據報道，皮膚、腸道和肺上皮中存在組織駐留記憶B細胞，與組織駐留記憶T細胞類似，其特征是CD45RB和CD69的表達，并提供了抵抗再感染的第一道防線。

在自身免疫領域，人們對缺乏IgD和CD27表達的所謂雙陰性B細胞非常感興趣。尤其是雙陰性B細胞的雙陰性2（DN2）亞群，其表現出T盒轉錄因子21（TBX21，或T-bet）+CD11c+C–X–C基序趨化因子受體5（CXCR5）-CD21- 表型，產生自身反應性抗體，并與更具攻擊性的系統性紅斑狼瘡和其他疾病相關。

至于記憶 PC，它存在于炎癥組織中，在細胞因子如 IL-6、IL-12、腫瘤壞死因子 (TNF) 和 1 型干擾素的支持下，可在小鼠模型中誘導慢性免疫病理學。

文章還描述了 Breg 細胞在自身免疫、移植和感染中的作用。Breg 細胞比 Treg 細胞更難定義，因為它們缺乏類似于 Treg 細胞標記叉頭盒蛋白 P3 (FOXP3) 的譜系標記，并且它們可以在 BCR 參與的影響下從任何 B 細胞發育階段產生，Toll-like 受體 (TLR)–CD40 共刺激或細胞因子暴露。Breg細胞主要由其效應分子定義，其中主要是IL-10以及IL-35、腫瘤生長因子-β（TGFβ）和顆粒酶B（GZMB）。Breg細胞對CD4+和CD8+T細胞、樹突狀細胞和單核細胞具有抑制作用，同時對Treg細胞和不變的自然殺傷T細胞起作用。

對人類癌癥的早期研究表明，TIL-B表型包括原始、活化和記憶B細胞、生發中心B細胞，PC及其中間產物。一些研究描述了非典型CD27? TIL-Bs中的記憶B細胞，可對應于上述雙陰性B細胞。此外，耗盡的TIL-B表型（CD69+CD27-CD21-)與肺癌患者的Treg細胞相關。最近對患者腫瘤組織的 scRNA-seq 研究報告了從原始 B 細胞到 PC 的整個連續體的 2 到 13 種 TIL-B 表型。

總的來說，迄今為止所描述的TIL-B表型與健康供體中確定的典型B細胞亞群一致（圖2a），盡管TIL-B在其中一些亞群中表現出更大的多樣性。通過scRNA-seq，最異質的TIL-B亞群是記憶B細胞，它們通常根據其類別開關和CD27狀態進行聚類，而PC則根據免疫球蛋白同種型進行聚類。生發中心B細胞（可能來源于TLS）可形成與光、過渡和暗區表型相對應的簇。

已經在人類腫瘤中對Breg細胞進行了描述，并且與在自身免疫中觀察到的類似：Breg細胞可以來自于記憶B細胞、漿母細胞和漿細胞。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為止，只有兩項scRNA-seq研究報道了Breg細胞。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生物信息學問題，因為在乳腺癌中發現了表達IL10、GZMB和PDCD1的TIL-Bs，但沒有形成一個獨特的表型集群。因此有必要為人類癌癥中的Breg細胞定義更可靠的標記物，以便了解其特性及治療它們的脆弱性。

有各種因素可以影響TIL-Bs的表型，包括疾病分期和腫瘤類型（圖1）。例如，在更晚期的肺癌中觀察到了從原始的B細胞向PC樣B細胞的轉變，這強調了在預后研究中將分期作為混雜因素的必要性。TIL-B表型在同一癌癥的自發模型和移植模型之間可能不同，這是小鼠研究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抗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例如，TLSs和生發中心B細胞富含HPV+而不是HPV- 頭頸癌，并且在小鼠乳腺癌模型中，腫瘤突變負荷的增加增強了B細胞和PC的浸潤。

一項使用癌癥小鼠模型的研究表明了細胞-細胞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在該研究中，腫瘤相關中性粒細胞通過TNF和TNF配體超家族成員13B（TNFSF13B或BAFF）等細胞因子誘導B細胞募集和分化為 PC。最后，Breg細胞分化與肝細胞癌腫瘤微環境（TME）中半成熟樹突狀細胞的相互作用有關，與乳腺癌、肺癌和卵巢腺癌中腫瘤源性自噬體刺激TLR2，乳腺癌中腫瘤源性白三烯B4 以及乳腺癌、宮頸癌、卵巢癌和結直腸癌中GZMB+Breg細胞的IL-21有關。

對scRNA-seq提供的TIL-B表型的日益了解開始轉化為超越CD20等簡單標記的預后研究。例如，一項針對鼻咽癌患者腫瘤組織的scRNA-seq研究發現，雙陰性B細胞和PC分別與生存率呈負相關和正相關。相反，一項結直腸癌scRNA-seq研究發現，在癌癥基因組圖譜（TCGA）共群中，IgA+IGLC2+PC亞群與預后不良相關，可能對應于先前描述的免疫抑制IgA+細胞亞群。需要更多涉及其他腫瘤類型的研究來闡明新發現的TIL-B表型對抗腫瘤免疫和臨床結果的貢獻。

3 TIL-B鄰域

與腫瘤浸潤性T細胞類似，TIL-B至少存在于TME的三個不同結構區：組織高度有序的TLS，類似于淋巴結；組織較少的基質浸潤，涉及TIL-Bs、T細胞和巨噬細胞，我們這里稱之為淋巴-髓樣聚集物（LMA）；上皮內浸潤，TIL-Bs、T細胞和巨噬細胞與腫瘤細胞直接接觸（圖3）。我們將討論在每一個隔間中對TIL-Bs的了解，強調我們理解中的主要差距和爭議。

圖3 TIL-B鄰域。a–d

4 三級淋巴結構

TLS是一種淋巴結樣結構，對抗原和炎癥刺激作出反應，在熱腫瘤的基質中重新出現。雖然術語TLS被一些人用來描述任何淋巴聚集，但我們建議使用更嚴格的定義，至少包括含有CD21+濾泡樹突狀細胞（FDCs）的清晰劃分的B細胞濾泡和含有常規樹突狀細胞和高內皮微靜脈（HEVs）的相鄰T細胞區（圖3a）。在一些TLS中，B細胞濾泡包含由特征（和標記）定義的生發中心，如激活的FDC（CD21、CD23）、經歷增殖和體細胞超突變的B細胞（Ki67、B細胞淋巴瘤6蛋白（BCL6）、激活誘導的胞苷脫氨酶（AICDA））、TFH細胞（CD4、BCL6、誘導性T細胞共刺激（ICOS）、PD-1）、漿細胞和PCs。在最近的一項乳腺癌研究中，生發中心的存在與TLSs70中TFH細胞與濾泡Treg細胞的良好平衡有關。與淋巴結類似，無生發中心的TLS與有生發中心的TLS分別被稱為初級濾泡TLS和次級濾泡TLS 。

盡管有許多相似之處，但 TLS 顯示出與淋巴結的結構差異，這可能對 TIL-B 反應有重大影響。TLS缺乏膠囊，這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免疫調節因子和TME的凋亡和/或壞死。TLS的非包膜結構和近端位置可促進低豐度或高度上下文依賴性抗原（例如，翻譯后修飾抗原）的攝取和呈現。這些特征還可以使B細胞和 其他TLS相關抗原呈遞細胞（APC）更好地獲得組織特異性自身抗原，從而促進維持自身耐受。

同樣，TLS缺乏被膜下竇巨噬細胞，而被膜下竇巨噬細胞在向淋巴結中的B細胞遞呈抗原中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腫瘤相關TLS是否包含結構良好的導管，這些導管在淋巴結中運輸可溶性抗原，還是包含支持B細胞和T細胞相互作用的基質細胞網絡，包括生發中心產生CXCL12的網狀細胞和T細胞區中的成纖維細胞網狀細胞。事實上，腫瘤相關的生發中心通常缺乏明確的暗區和亮區，這在正常淋巴結中是BCR親和力成熟過程的組成部分。因此，可以合理推測，與淋巴結相比，TLS可能產生具有不同抗原特異性的TIL-B反應。

除了眾所周知的能力產生高親和力抗體對外來抗原，生發中心發揮重要作用在減輕雙重風險體細胞高突變和親和力成熟構成自我耐受方面：新BCR突變可以無意中賦予自動反應，和B細胞在基線可以成為激活和經歷體細胞高突變的過程中克隆救贖。為了維持耐受性，健康組織中的淋巴結和生發中心有復雜的機制來檢測、抑制、編輯和刪除自身反應性B細胞(圖2b)。B細胞、TFH細胞和濾泡Treg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對減少自身反應性B細胞的存在和/或活性至關重要，任何一種細胞的破壞都足以促進自身抗體的產生。與癌癥患者特別相關的是，PD-1和細胞毒 性T淋巴細胞相關蛋白4(CTLA4)通路也是這一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對腫瘤相關 TLS 執行這些復雜功能的效率知之甚少，其中自我和非自我之間的差異可能像單個氨基酸變化、翻譯后修飾或簡單地說 ，過度表達。從積極的一面來看，TLS可能是一個自我耐受機制充分放松的地方，允許產生自身反應性抗體，抵消新抗原和其他腫瘤特異性抗原的免疫編輯效應（圖4）。消極方面，TLS可產生自身反應性B細胞和PC，這是與免疫檢查點阻斷相關的自身免疫介導毒 性的基礎，在罕見的情況下，還可產生副腫瘤綜合征。事實上，據報道，TLS與卵巢癌中的副腫瘤綜合征之間存在關聯。在開發旨在增強TLS的免疫療法時，需要考慮這些風險。

圖4 癌癥分子內表位從新表位擴散到自身表位的模型。

5 淋巴-骨髓聚集

如上所述，我們提出了通用術語“淋巴-骨髓聚集”來描述腫瘤中發現的TIL-Bs、T細胞和骨髓細胞的各種非濾泡聚集，預計未來的研究將揭示具有不同功能的LMA亞型（圖3b，c）。LMA 總是存在于 TLS 陽性腫瘤中，但它們具有更廣泛的分布，包括幾乎所有免疫熱腫瘤。以下是值得考慮的已知或預期 LMA 子類的示例：

1、早期、不成熟、停滯或收縮TLS。

毫無疑問，在腫瘤中發現的一些LMA與真正TLS的前體相對應。此外，由于TLS是短暫的抗原依賴性結構，如果同源抗原從TME中消失，它們可能會經歷收縮階段。雖然涉及實驗誘導的TLS的小鼠模型為這些階段提供了有用的見解，但該領域需要自發的原位腫瘤模型，以產生自然的TLS反應，如在人類癌癥中所見。

2、卵泡外反應區。

B細胞活化、分化和親和力成熟也可以發生在次級淋巴器官或炎癥周圍組織的生發中心以外的所謂濾泡外反應中。炎癥組織中的濾泡外反應與稱為T外周輔助細胞（TPH）的CD4+T細胞亞群有關，而不是TFH細胞。TFH細胞和TPH細胞均為PD-1高表達細胞，表達CXCL13和IL-21；然而，TPH細胞通常對BCL6和CXCR5呈陰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定義是不確定的，因為我們對非規范TFH樣細胞的理解在繼續加深。在自身免疫中，濾泡外反應涉及活化的B細胞、漿細胞和雙陰性B細胞以及TPH細胞。雖然尚未在癌癥中正式描述濾泡外反應，但發現TIL-Bs與乳腺癌早期TLS中具有PD-1high-bethighbHbCl6lowCxCR5-表型的產生CXCL13的CD4+T細胞相關，最近在鼻咽癌中也有類似發現。

3、抗腫瘤效應區。

雖然抗體依賴性細胞毒 性（ADCC）和抗體依賴性細胞吞噬作用（ADCP）被廣泛視為TIL-Bs的重要效應機制，但這些活性的結構背景在癌癥中仍不明確。在人類卵巢癌中，大基質LMA被描述為TIL-Bs、T細胞和大噬菌體聚集并混合。這些是巨噬細胞和鄰近腫瘤細胞強烈表達PD-L1的部位，表明T細胞活性高，并產生相關的干擾素-γ（IFNγ）。鑒于這些PD-L1+區的強大、有利的預后意義，它們是由TIL-B衍生抗體刺激的ADCC和/或ADCP位點的有力候選。

4、漿細胞富集區。

在非常熱的腫瘤中，PC可以支配基質室，取代癌相關的成纖維細胞和其他基質成分（圖3d）。這在髓樣乳腺癌患者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在髓樣乳腺癌患者中，致密的基質PC可產生腫瘤反應性抗體，并與異常有利的預后相關。

6、上皮內B細胞

最后，可以發現表達CD19和CD20等標記物的B細胞與T細胞和巨噬細胞一起直接浸潤腫瘤上皮（圖3b），這種模式對大多數癌癥的預后有利（圖1）。值得注意的是，上皮內B細胞僅在一部分熱腫瘤中發現，這表明它們與T細胞相比具有獨特的進入通路或其他要求。上皮內B細胞的表型、克隆性、抗原特異性和功能尚不清楚，但可能很快通過空間轉錄組學等方法揭示出來。

TIL-B鄰域的形成與發展

根據上述內容，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工作模型，說明不同的TIL-B鄰域是如何產生和相互關聯的。

TME中T細胞和髓樣細胞的存在似乎是任何形式TIL-Bs的先決條件，因為后者在沒有前者的情況下很少出現。事實上，已知功能失調或耗盡的T細胞會產生CXCL13，它與其他因素一起可能會啟動活化B細胞和次級淋巴器官中啟動的PC的募集。這將導致簡單的LMA可能進化成為濾泡外反應的位點，進一步放大TIL-Bs和T細胞反應。

向原發性濾泡TLS形成的進展可能需要允許的基質和有利的細胞因子環境，而繼發性濾泡TLS的形成可能還需要諸如高抗原載量（包括新抗原、癌-睪丸抗原和病毒抗原）以及有利的體細胞突變譜等因素。生產性次級濾泡TLS可以通過產生長壽的炎癥性PC來“增壓”TIL-B反應，這些PC定植于腫瘤基質并釋放針對腫瘤相關、組織特異性和/或自身抗原的親和力成熟抗體。

反過來，強有力的局部抗體供應將促進ADCC、ADCP和其他效應機制（稍后討論），從而產生與抗腫瘤效應區相對應的LMA。與此模型一致，最近的一項研究證明TLS確實促進TME91中原位B細胞的成熟。應用空間轉錄組學和免疫組化方法對透明細胞腎細胞癌進行研究，結果表明，與TLS—腫瘤相比，TLS+腫瘤表現出更廣泛的B細胞表型多樣性，增加了體細胞超突變和克隆擴增，漿細胞明顯浸潤腫瘤基質，IgG增強了腫瘤細胞的涂層。

三級淋巴結構（TLS）由于與患者生存率和對傳統療法和免疫療法的反應具有良好的相關性，近來受到了廣泛關注。然而，TLS、淋巴髓樣聚集物（LMA）和上皮內B細胞往往同時存在，這突出了區分其獨立作用的重要性。

在一項胰 腺癌研究中，只有組織成TLSs的B細胞才對預后有利。此外，在肺癌、黑色素瘤和胰 腺癌中，繼發性濾泡TLS比原發性濾泡TLS或LMA具有更強的預后影響。因此，在另一項黑色素瘤研究中，TLS含有較高比例的發生體細胞超突變的B細胞和較低比例的CD21+CD20+B細胞預后良好。

同樣，在多種癌癥類型中，繼發性濾泡TLS比不太成熟的TLS、PD-L1表達或CD8+腫瘤浸潤細胞（TIL）密度更好地預測PD-1–PD-L1阻斷的臨床反應。繼發性卵泡TLS的顯著作用表明，親和力成熟、長壽的PCs可能是最重要的預后和預測因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自身免疫和移植領域，繼發性卵泡TLS的重要性仍未得到解決。在狼瘡性腎炎中，累及B細胞和PC的LMA樣浸潤很常見，與不良的腎 臟預后相關，而組織清晰的異位生發中心僅在少數（6%）患者中存在。此外，TLSs在長期存活的心臟和腎 臟移植物中的存在，以及在許多TLSs中存在Treg細胞，表明了TLSs在移植中的耐受作用。

考慮到TLS是免疫反應開始而非完成的部位，人們可能會質疑為什么在任何情況下，TLS本身都應該是一個可靠的預后指標。有人可能會預測，與“效應區”相對應的LMA一旦得到更好的定義和客觀測量，最終將代表最可靠的預后和預測指標。

TIL-B衍生抗體的靶點

在過去25年中，癌癥患者血清抗體識別的抗原已通過SEREX、噬菌體展示和蛋白質陣列等方法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為理解TIL-B相關抗體反應奠定了基礎。已顯示血清抗體可識別腫瘤相關蛋白，例如腫瘤蛋白 p53 和癌睪丸抗原 1B（CTAG1B；也稱為 NY-ESO-1）；來自移碼突變和內源性逆轉錄病毒的多肽；和翻譯后修飾，例如異常糖基化粘蛋白 1 (MUC1)。

盡管有這樣的例子，迄今為止確定的大多數血清抗體靶點都是未突變的自身蛋白，可以是核蛋白、細胞質蛋白、跨膜蛋白或分泌蛋白6。此外，盡管各方共同努力識別特定癌癥所特有的血清學抗原，但迄今為止發現的大多數抗原具有廣泛或普遍的表達模式，這表明它們產生于破壞的外周B細胞耐受機制，而不是傳統的適應性免疫反應。p53在這方面提供了信息，因為已發現抗p53抗體主要識別野生型而非突變表位，再次表明自身反應性B細胞的參與。

截至目前，由TIL-B衍生抗體識別的抗原相對較少，因為在實驗上，這需要從新鮮腫瘤中擴增TIL-B并純化其分泌的抗體，或者從TIL-B中克隆抗體，并生產用于抗原發現的重組版本。迄今為止，僅鑒定出70種TIL-B靶抗原，主要來自乳腺、肺和卵巢腫瘤患者組織樣本。

這些抗原跨越廣泛的細胞室（即細胞核、細胞質、細胞外）和分子組成（例如核酸、脂質、蛋白質），盡管迄今為止蛋白質抗原的研究最多。許多對應于已知的T細胞抗原，包括癌-睪丸抗原（NY-ESO-1、CT45、CT47）、分化抗原（黑色素瘤相關抗原家族成員和MLANA）、過度表達抗原（MUC1）和突變抗原（p53、乳腺癌2型易感蛋白（BRCA2））。

其中一些與腫瘤發生有關（例如，p53、BRCA2、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而另一些廣泛或普遍表達，如熱休克和核糖體蛋白。在HPV誘導的頭頸癌中，TIL-B衍生抗體可識別病毒抗原（表1）。

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研究報道或設計用于檢測新抗原特異性TIL-B衍生抗體。因此，目前普遍的觀點是，TIL-B反應主要涉及自身抗原，這可能反映了迄今為止在TIL-B抗原鑒定工作中主要使用野生型蛋白庫和陣列所產生的方法學偏差，新抗原誘發抗體反應的傾向較低，和/或癌癥更容易破壞與B細胞相關的外周耐受機制（圖2b）。關于最后一點，最近發現TIL-B對自身蛋白基質金屬蛋白酶14（MMP14）的反應涉及種系編碼和體細胞超突變BCRs。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血清和TIL-B抗體反應涉及相似類別的抗原，但它們似乎是不耦合的。在卵巢癌中，抗p53和NY-ESO-1的自身抗體與CD20+TIL—Bs無關，即使在廣泛的腫瘤去瘤后仍持續存在，排除了腫瘤駐留的B細胞和PC是其主要來源。類似地，在乳腺癌中，TIL-B源性和血清源性自身抗體反應在大多數抗原中是解耦的。

這些觀察結果表明，血清抗體和TIL-B反應可以獨立產生和持續。因此，可以想象，主要位于腫瘤引流淋巴結和骨髓而非TME的血清學反應可能是抗腫瘤抗體的主要來源。

TIL-Bs的治療手法

很少有癌癥治療被設計成有意誘導TIL-B反應；然而，我們對TIL-Bs使用的無數細胞和抗體機制的不斷理解提供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機會。下面，我們將概述最近的研究觀點和進展。

1 化療和靶向藥物

基線TIL-B密度與人類和小鼠的化療反應呈正相關。此外，化療可以進一步增加TIL-B密度和共刺激分子的表達，以及誘導TLSs。值得注意的是，化療期間使用皮質類固醇可能對TLSs的生發中心形成有害。

與細胞毒 性化療相比，靶向藥物與TIL-Bs的相互作用可能不同，因為在黑色素瘤患者中，TIL-Bs與BRAF和MEK抑制劑的反應呈負相關。STING激動劑可促進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未成熟TLS的形成，并可能與誘導TLS成熟的藥物結合使用。

最后，低劑量化療、溶瘤病毒和雙重檢查點阻斷的三重方案在乳腺癌小鼠模型中導致TIL-Bs增強和腫瘤消退增加。在這些早期研究的基礎上，有必要開展進一步的工作，以確定使用化療和靶向藥物放大TIL-B反應的最 佳策略。

2 免疫檢查點封鎖

據報道，PD-1+和PD-L1+TIL-Bs存在于多種人類癌癥中，初步表明TIL-Bs可能直接受PD-1和/或PD-L1靶向免疫檢查點阻斷的影響；CTLA4表達的類似數據尚未報道。

大量證據表明，抗CTLA4和抗PD-1抗體阻斷劑對TIL-Bs和TLS具有強烈的積極作用，反映了上述途徑在調節B細胞、TFH細胞和濾泡Treg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所起的作用。基線TIL-B密度預測多發性癌癥患者對PD-1和CTLA4阻斷的反應，并且確實被免疫檢查點阻斷增強。在使用新輔助抗PD-1抗體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復發的腫瘤與密集的腫瘤免疫浸潤相關，包括PCs和TLS的存在，而腫瘤中的非結構性淋巴聚集與反應無關。在尿路上皮癌患者中，腫瘤中存在基質B細胞和不成熟的TLS與聯合抗CTLA4和抗PD-1抗體治療缺乏反應有關，但治療后在有反應的腫瘤中發現成熟的TLS ，表明TIL-B反應發生了實質性的、有利的轉化。

臨床前模型為免疫檢查點阻斷對TIL-Bs和TLS的有利影響提供了直接的機制證據。在小鼠乳腺癌模型中，需要B細胞對CTLA4和PD-1阻斷產生反應，并且在放射治療中添加抗PD-L1抗體將Breg細胞反應轉化為與鱗狀細胞癌模型中腫瘤控制改善相關的效應B細胞反應。

同樣，在小鼠黑色素瘤模型中，免疫檢查點阻斷導致TLS的定量和定性改善，并提高黑色素瘤模型的療效。最后，在肺癌模型中，抗 PD-1 抗體治療增加了 TLS 的數量和 TLS 產生的 IgG，同時改善了腫瘤控制。因此，免疫檢查點阻斷提供了一種強大的手段來增強癌癥中的 T 細胞和 B 細胞反應。

3 激動性抗CD40抗體

激動性抗CD40抗體正在對幾種癌癥進行臨床評估，鑒于CD40在B細胞生物學中的中心作用，預計會強烈影響TIL-B反應。事實上，在間皮瘤模型中，抗CD40抗體治療增強了TIL-B密度和B細胞依賴性腫瘤控制。在小鼠模型和癌癥患者中，抗CD40抗體治療導致循環B細胞水平急劇下降，同時增加共刺激分子的表達，這可能反映了激活誘導的血液滲出。在膠質瘤模型中，抗CD40抗體治療誘導TLS和其他淋巴聚集，但這些與功能低下的T細胞、抑制性CD11b+B細胞和免疫檢查點阻斷反應受損有關。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確定如何最好地調節CD40途徑以利于TIL-B反應。

4 細胞因子治療

細胞因子如IL-2、IL-15和IL-21不僅支持T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的分化和增殖，還促進B細胞的發育和同型轉換。事實上，在乳腺癌模型中，IL-21對于免疫檢查點治療的療效反應是必需的。

雖然IL-2通常用于刺激細胞溶解性T細胞，但它抑制TFH細胞分化并促進Treg細胞反應，因此可能對TIL-B反應不利。其他可能用于促進TIL-B反應和TLS形成的細胞因子包括BAFF（一種B細胞成熟和存活因子）和CXCL13（一種B細胞化學引誘劑），這兩種細胞因子對人類癌癥的預后通常是有利的。

然而，CXCL13也可以介導促腫瘤效應。最后，通過與血管靶向肽的連接將TNFSF14靶向腫瘤血管的藥物誘導TLS的形成和正常化的腫瘤血管系統，從而增強T細胞浸潤和與腫瘤疫 苗的治療協同作用。

因此，細胞因子為促進TIL-B反應提供了幾種有希望的途徑，盡管與所有細胞因子療法一樣，挑戰是制定策略，特別增強抗腫瘤免疫，同時避免不必要的免疫效應。

5 疫 苗

各種癌癥疫 苗已被證明可誘導患者TLS的形成，包括針對宮頸上皮內瘤變中HPV抗原的異源DNA病毒疫 苗和胰 腺癌中基于異基因腫瘤細胞的疫 苗。此外，抗原負載的、CD40激活的B細胞正在作為基于細胞的疫 苗進行研究，并被證明與黑色素瘤和淋巴瘤模型中的樹突狀細胞等效；這種方法通過腫瘤抗原特異性PCs182的共轉移進一步增強。

最近在對膠質母細胞瘤模型研究的過程中，用CD40激動劑和IFNγ刺激的TNFSF9+（也稱為4-1BB配體，4-1BBL）B細胞與放射、CD8+T細胞和PD-L1阻斷相結合，與相同的負刺激B細胞組合相比，顯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療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關于B細胞或抗體對個性化新抗原靶向疫 苗的反應的報告，但基于抗原呈遞和表位擴散的已知機制，這些可能是可以預期的（圖4）。

6 Treg細胞和Breg細胞耗竭

鑒于Treg細胞在預防系統性自身抗體反應中的重要作用，Treg細胞的去除是增強TIL-B反應的一種引人注目的方法。事實上，在肺癌模型中，Treg細胞的缺失導致TLS的擴張，從而支持T細胞增殖和樹突狀細胞功能的改善，從而導致腫瘤的破壞。盡管由于缺乏獨特的標記物，Breg細胞的缺失具有挑戰性，但某些化療藥物和STAT3抑制劑、MEK188和BTK189可影響Breg細胞的分化和功能。此外，IL-10、IL-35、TGFβ和其他抑制因子的拮抗可能抑制Treg細胞和Breg細胞的活性。

7 抗體相關療法

最后，有幾種方法可以利用TIL-Bs的抗體介導效應。

像scRNA-seq這樣的轉化方法可以實現TIL-B衍生抗體的高通量克隆，因此目前的挑戰是確定哪些抗體和同源抗原最適合安全有效的治療靶向，正如最近所回顧的。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一些抗體可能具有促腫瘤作用，并具有自身免疫后遺癥的風險。也就是說，高親和力、自身反應性抗體不一定會誘發不可接受的免疫病理學，正如使用抗HIV-1的自身反應性、廣泛中和性抗體所證明的那樣：一旦識別出具有適當特異性的抗體，就可以進一步改造或用于聯合治療，以增強所需的抗腫瘤性能。

Heemsherk等人最近描述了一種雙特異性抗體，通過觸發中性粒細胞介導的細胞毒 性、ADCC和ADCP，在體內誘導腫瘤消退，這與TIL-B效應器機制特別相關。其他有希望的方法包括阻斷CD47促進ADCP或阻斷CD55或CD46促進補體介導的殺傷機制。

總結

現在的大量證據表明，TIL-Bs及其產生的抗體是人類癌癥免疫反應的顯著特征。

TIL-Bs與T細胞、自然殺傷細胞、髓樣細胞和其他細胞一起存在于“最熱”腫瘤的TME中，并顯示出活性抗原識別和多種效應器功能的特征。它們在許多適應癥和治療方案中具有很強的預后和預測意義，包括CTLA4導向和PD-1導向的免疫檢查點抑制。

此外，它們的數量和功能屬性可以通過標準治療、免疫檢查點抑制、治療性疫 苗和各種其他實驗方法進行調節。從二十年前的開創性研究開始，TIL-Bs的靶抗原正在被闡明。迄今為止，揭示了具有不同程度腫瘤特異性特征的自身蛋白的優勢。在這方面和其他方面，TIL-Bs與介導自身免疫反應的致病性B細胞和PC有許多共同特征。如果TIL-B特異性確實偏向于自身反應性，那么我們可以設想這將為免疫系統提供一種有效的手段，通過識別腫瘤系統發育中具有更多“軀干”表達模式的非突變抗原來應對腫瘤內異質性。

在過去幾年中，TIL-B領域受到了廣泛關注，但面臨著許多新挑戰：大多數TIL-B效應器的功能取決于其同源抗原的性質；例如，ADCC需要表面抗原，而信號干擾需要驅動腫瘤細胞適應性的抗原。

因此，為了充分了解TIL-Bs的作用機制，我們需要對其抗原圖譜有一個更廣泛、無偏見的觀點，這將需要使用多種正交發現方法。

scRNA-seq首次將TIL-B克隆型映射到表型，開創了一個新時代，即從感興趣的TIL-B表型中產生重組抗體，并用于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探測抗原特異性和效應機制。

同時，我們需要破譯和更精確地描述發現TIL-B的各種細胞鄰域，超越TLS，包括通過多種免疫組織學方法揭示的其他結構。為此，具有匹配BCR和TCR測序數據的空間轉錄組學有望實現轉化。

最后，我們需要利用來自上述努力的見解來設計新一代免疫療法，旨在利用TIL-B效應器機制與T細胞和其他免疫細胞協同作用。再一次，自身免疫領域提供了強大的、多功能的、組織受限的和不可抑制的免疫反應的豐富例子，這些免疫反應針對許多同樣的外周組織，這些組織將我們視為惡性腫瘤。為了開發下一代免疫療法，迫切需要新的臨床前模型來概括TIL-Bs所處的復雜細胞環境。

參考文獻

Tumour-infiltrating B cells: immunological mechanisms, clinical impact and therapeutic opportunities. Nat Rev Cancer 22, 414–430 (2022)